回顾我在谷歌的18年，新的现实令人沮丧

我于2005年10月加入Google，并在18年后提交了辞呈。上周是我在Google的最后一周。

在 Google 的早期经历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及经历Google IPO的早期阶段。与大多数公司不同，也与很多外界报道相反，Google的员工从初级工程师到首席执行官，都是真正善良、非常关心做正确事情的人。

还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Google的“不作恶”（don't be evil）原则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但那实际上是公司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对微软等同时代公司的反应，他们的运营程序将利润远远置于客户和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之上）。

许多时候，我看到Google因为一些真诚希望造福社会的举措而受到批评。例如，Google在Chrome和Search方面受到的许多批评，尤其是关于所谓的与广告的利益冲突的批评，实则是完全没有根据以及站不住脚的。

我经常看到一些隐私倡导者以对用户有害的方式反对Google的提议，其中一些斗争对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最让人讨厌的之一是我们今天必须费力地浏览毫无意义的cookie警告。我发现团队会在积极追求对世界有益而不优先考虑Google短期利益的想法时，只会遭到公众舆论的冷嘲热讽。

早期的Google也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地方。高管每周都会坦率地回答问题，或者坦率地说他们无法这样做（因为法律原因或某些话题过于敏感）。与此同时，Eric Schmidt（前 Google CEO）定期会带领整个公司解读董事会的讨论。各种产品的成功和失败或多或少都会客观地呈现出来，成功会受到庆祝，而失败则会在学习教训的同时受到批判性审视，而不是一味地追究责任。一直以来，公司有一个愿景，倘若做的事情对于这个愿景发生偏离后，会得到解释。

在Google的前九年里，我致力于HTML和相关标准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为Web做最好的事情，因为对Web有利的任何事情对Google也是有利的（我明确被告知要忽略Google的利益）。Google是这项工作的极好承载者。我的团队名义上是Google的开源团队，但我完全是自主的（这要感谢Chris DiBona）。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Google园区内任意建筑物中的笔记本电脑上完成的。好几年过去了，我都没有使用分配给我的办公桌。

Google 文化出现偏移，壁垒也开始呈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Google文化的优势也出现了例外。例如，尽管我喜欢Vic Gundotra的热情（以及他对Google+的初衷，这也是相当明确的，虽然不一定被一致地欣赏，至少是明确的），但我对他在事情没有进展顺利时能够给出清晰答案的能力不太自信。

他还开始在Google引入团队内的壁垒（例如，将某些建筑物仅限于Google+团队使用），这与早期Google完全透明的内部方式截然不同。另一个例子是Android团队（最初是一次收购），他们从未完全适应Google的文化。Android的工作/生活平衡不健康，团队不如Google早期的部分透明，而且团队更注重追赶竞争对手，而不是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

我在Google的最后九年是在Flutter项目上度过的。我在Google的这段时间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Flutter是老Google的最后一批项目之一，是在创立Alphabet之前由Larry Page发起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实验之一。我们基本上像一家初创公司一样运作，更多的是在发现我们在构建什么，而不是在设计它。

Flutter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年轻Google的文化基础上构建的；例如，我们优先考虑内部透明度、工作/生活平衡和数据驱动的决策（在这方面Tao Dong和他的UXR团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开放，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在项目周围建立一个健康的开源社区。Flutter在多年来也非常幸运地拥有出色的领导，比如创始技术负责人Adam Barth、PM Tim Sneath和工程经理Todd Volkert。

我们在最初的几年也没有遵循工程最佳实践。例如，我们没有编写测试，文档也很少。这个白板就是对核心Widget、RenderObject和dart:ui层的设计文档的全部内容。这使我们一开始能够快速前进，但后来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Flutter在泡沫中成长，基本上不受 Google 同时经历的变化的影响。Google的文化逐渐瓦解。决策从最初是为了用户的利益，到Google的利益，再到做决策的人的利益。透明度消失了。

之前，我会迫不及待地参加公司范围内的每一次会议，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我发现自己现在能够逐字逐句地预测高管们会给出什么答案。

今天，我不知道 Google 有谁能够解释 Google 的愿景是什么。士气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如果你和旧金山湾区的心理医生交流，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有在Google工作的客户都对Google感到不满。

然后Google进行了裁员。这次裁员是一个非受迫性的错误，是由于短视行为导致的，目的是确保股价逐季度地保持增长，而不是遵循Google之前的战略，即即使这导致短期亏损，也要优先考虑长期成功（这正是“不作恶”的精髓）。裁员的影响是潜在的。

在此之前，员工可能会专注于用户，或者至少专注于他们服务的公司，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最终会得到回报，即使这不严格属于他们分配的职责。裁员后，员工不再能够相信他们的公司会支持他们，他们大幅减少任何冒险。责任被嫉妒地保护着，知识被囤积，因为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是保护自己免受未来裁员威胁的唯一杠杆。

我现在在Google看到了这一切：对管理层的不信任反映在管理层不再对员工表现信任，体现在愚蠢的公司政策。2004年，Google的创始人在向华尔街表示“Google不是一家传统公司。我们不打算成为一家传统公司。”，但那个 Google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Google的许多问题主要源于Sundar Pichai缺乏远见的领导，并且他明显对保持早期Google文化规范缺乏兴趣。这的一个症状是无能的中层管理层的蔓延。以Jeanine Banks为例，她管理的部门中包含了（除其他事项外）Flutter、Dart、Go和Firebase。她的部门名义上有一个战略，但我想泄露也不能泄露；即使多年来听她描述它，我也永远无法弄清楚其中的任何部分意味着什么。她对她的团队正在做什么的理解充其量是有限的；她经常提出完全令人费解和不适合的请求。她以一种贬低人的方式将工程师视为商品，以与他们的技能集无关的方式强制重新分配人员。她完全无法接受建设性的反馈（实际上，她甚至都不承认它）。我听说其他团队（其领导比我更具政治敏感性）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她，以使她不再纠缠，恰到好处地在合适的时间向她提供正确的信息。看过了Google曾在巅峰时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新现实令人沮丧。

在Google仍然有很多优秀的人。我有幸与Flutter团队的一些出色的人合作，比如JaYoung Lee、Kate Lovett、Kevin Chisholm、Zoey Fan、Dan Field等等（对不起，大家，我知道我应该把你们全部列出来，但实在太多了！）。

在最近几年里，我开始向Google的任何人提供职业建议，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公司各个地方的许多优秀人才。现在治愈 Google绝对还不算太晚。这需要在公司高层进行一些变革，将权力的中心从首席财务官办公室转移到具有清晰长期愿景的人手中，以利用Google庞大的资源为用户提供价值。我仍然相信Google的使命宣言（ 组织全球信息并使其人人皆可访问和使用）还有很多可行的发展方向。

如果有人想带领Google进入下一个二十年，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不考虑股价的短期波动，他就可以将Google的技能和热情转化为真正伟大的成就。

不过，我确实认为时钟正在滴答作响。Google文化的恶化最终将变得不可逆转，因为你需要充当道德指南针的人，正是那些不会加入没有道德指南针的组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