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上班路上，我都会通过英国《金融时报》后门外一处并不可爱的水泥地，这是这栋大楼里最后几个抽烟者仍可安安静静抽上一根烟的地方。
距上一次产生加入他们的冲动已有很多年了，但不久前，面对恼人交稿限期的我，向人讨了根烟出门，那是一位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仍在抽烟的人之一。
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帮我点了烟，当我们一起吞云吐雾时，他开始告诉我他在这栋大楼的某个偏僻角落工作，该部门的人员负责筹办FT会议和大型活动。
当我听他谈到大家如何竭力推销一个即将到来的会议，而他担心该项目有可能泡汤时，我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说的是我将要主持的一个活动。
这是一个即时（即便有点无情）的提醒，告诉我们在工作场合抽烟的价值。它是了解办公室里真实情况的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应该承认，它有时可能太有效了。1994年我在华盛顿工作时，正值奥尔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被捕的消息引发轰动，这名中央情报局(CIA)官员原来是一名破坏力极大的苏联间谍，为高额酬金出卖了中情局在苏联的多名线人。
艾姆斯是一杆老烟枪。为修复他泛黄的牙齿而支付的高额牙医费用，引发了反间谍部门对他经济实力突然增强的早期怀疑。但据报道，抽烟的习惯也帮助他获取了有关中情局对俄行动的有用信息——来自中情局其他部门的人员。当他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大楼外抽烟时，他会跟楼里其他抽烟者聚在一起，彼此交换八卦。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说明在工作场所抽烟有助于信息流动；这个案例闹出了人命，但仍具有吊诡的相关性。随着企业竭力应对员工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局面，各方对办公室闲聊的兴趣不断增长。从理论上讲，越多人相遇闲聊，他们就越有可能交换意见、发现意料之外的解决方案，并在总体上变得更有成效。在并不遥远的几十年前，此类相遇是自然发生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办公室员工曾告诉研究者，他们每天花多达70%的上班时间与同事面对面交流。在当今很多员工远程、在家办公，并且依赖智能手机的时代，情况显然发生了改变。如今的开放式办公室坐满了在办公桌前盯着屏幕，同时带着耳机屏蔽噪音（从而抑制社交）的人。谢天谢地，抽烟的人也更少了。
因此，我们看到一些设计“解决方案”，目的是让员工们能更频繁地互相“碰撞”，从楼梯开始——可以让两人并排走着聊天的宽敞楼梯间，是建筑师为促进办公室闲聊而提出的创意之一。如果你正在建造新的办公楼，或者负担得起新的楼梯间，这倒不错，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用。
另一个想法更简单：一个带轮子的咖啡机，可以被推到战略性的位置，把不同团队的员工吸引到一个地方，以鼓励有成效的聊天。我从去年遇到的美国人本•沃贝(Ben Waber)那里第一次听说这个主意，他经营一家名为Humanyze的公司，专业分析人们在办公室内走动的方式。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每天都知道在哪可以找到咖啡。被迫四处寻找一台出没无常的咖啡机，听起来太累。
我得感谢一位读者提供了我最喜欢的办法：办公室啤酒冰箱。一位创立并管理几家公司的美国人写邮件告诉我，在办公室提供酒类已被证明有几个好处。他说，大家都能快速相互结识，“从生产第一线工人到首席执行官”，这给他们彼此合作的方式带来了很大变化。
他强调必须实行一些基本规则：没人可以私自打开冰箱——除非楼里每个人都可以喝酒了，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确保自己能安全地驾车回家或者搭车回家。
我的线人说，他从来没有因为提供这项额外待遇而失去任何生产率。他打算衡量一下，啤酒冰箱的存在会不会提高生产率？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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